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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新闻

一篇关于印花历史的发展过程(上)

  “印花”作为普遍被时装史遗忘的设计元素,往往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与技术的大转型时期,产生井喷的效应——工业革命带来的远东与非洲的旅行,催生出了Art Deco风格,把西方讲求透视的美术观念,拉向东方式装饰图形的新时代;而上世纪60年代,厌倦了高级时装的嬉皮青年,再一次回归民族服饰,英国的Laura Ashley、芬兰的Marimekko、意大利的Emilio Pucci等以印花为武器的设计师品牌,得以在巴黎名师持续不断的发明创造中冲出重围。而今天的变化,则要归责于西方式金融体系的崩塌。人们对于浪费的厌恶,使得设计师们重新检视印花的价值。因此,看似简单而轻松的印花所承载的意义,以及它所携带的秘密符码,完全可以自成一部“另类时装史”。

   

    传统的假象:

 

    很多自命不凡的服装设计师,至今依然认为印花是粗俗的,纯色才是品味高雅的。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《圣经》中:“不要穿由两种颜色构成的衣服。”连上帝也利用自己的权利,禁绝人类拥抱图形。于是哪怕是最简单不过的条纹图形,也曾被社会赋予了“下等人”的意象。古代日耳曼人甚至规定妓女、江湖艺人、小丑、刽子手等“下九流”必须穿着条纹服装,以免与“正派”人士相混淆。就连文学作品中,英勇的骑士也必定跨着一匹大白马,而拥有深色条纹的“杂种马”都分配给了“小人”。

   

    由此可见,西方的古代图形并不单纯只是装饰的作用。真正具有装饰性的印花图案,还得等到现代主义发端的时刻,由远东与伊斯兰国家传入,这是另一个章节的事。因此,古代西方的图案往往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与功能性。除了条纹图案,虎纹和豹纹无疑又与不受驯化的野蛮猎户形象联系在了一起。孙悟空甫出五指山,便“与虎谋皮”做了一条虎皮裙来,其背后隐藏的讯息恐怕和Givenchy 2011秋冬的男装豹纹大相径庭。今天的时装对于传统图案的使用,均已剥离出历史语境。苏珊·桑塔格认为:“从19世纪中期开始,人们不再相信意象所传达的现实。相反的,人们只相信意象与假象本身。”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 

   

    经典的苏格兰格纹的演变,便是典型的去意义过程。顾名思义,苏格兰格纹起源于苏格兰高地。其原初的功能更类似于标识了每个部族的“国旗”。利用图形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向来是西方的传统,早在两次十字军东征期间,全副武装的士兵便在盾牌的正面展示扁桃状的图案。它们以几何、动物或植物的形状出现,被涂饰成绚烂的彩色,以便大老远地便能被轻易认出来。这便是“纹章”的起源。出于军事目的所渐渐成熟起来的纹章谱系,在苏格兰还被衍伸为由横竖线条相交的简单图形,却变化多端,稍稍改变线条的粗细和配色方案,便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。古代英国有位诗人曾专门写诗歌颂格纹:“市集为它而旺,勇者为它而死,敌人为它而来,英雄为它而战。因它之名而心生崇敬,因它之荣而举杯共饮。”将之视为荣耀的象征。但把格纹带入时尚的,堪称苏格兰铁粉的维多利亚女王。她和丈夫艾尔伯特亲王都为神秘的高地文化所吸引,甚至她唯一的儿子也被敕封为“爱丁堡公爵”。艾尔伯特亲王更是亲手设计了一款命名为Balmoral的格子印花图案,并钦定为“皇室专用”。于是,采用格子图案便上行下效地成为了英国人的风尚。

   

    格纹图案的再度兴起,则要把帐算到英伦品牌纷纷寻找自身“英国性”的头上去。大多数英国品牌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格纹图形,像是千年前苏格兰高地上的先祖们一样,用以区分敌我,比如Burberry是浅棕底色加上白黑红线条的组合;Aquascutum是黑棕黄三色的均粗线条的组合;Daks虽然也是以浅棕色打底,却是更简洁的黑红两色均粗线条的组合事实上,Burberry很早以前只不过把格纹图案当做风衣的衬里而已,而Daks则在1976年才引入格纹图案。而真正拥有将近200年历史的苏格兰品牌Pringle of Scotland所独持的菱格纹,也只是当年为温莎公爵做毛衣时的一个意外走红的设计罢了。看出来了吧,格纹图案与英国奢侈品传统,并无本质的联系,却在奢侈品消费需求旺盛的时代,被涂抹上一层“历史的光环”。


   

    而历史更悠久,也更简约的条纹图案,从被上帝禁绝的悲剧主角,一路走向寻常人家,其本身的演变也遵循了不同历史意象叠加后所产生的魔法效应。天然拥有黑白相间条纹的斑马,曾被认为是原始非洲的象征,是种凶残而危险的动物。但启蒙运动主将布丰却认为斑马是“所有四蹄动物中或许是身材最好,穿着最优雅的动物”。于是,条纹图案便与整个启蒙运动一起登堂入室。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进程,渐渐被认作是革命与进步的象征。睡衣的条纹图案象征了卫生与清洁,囚服的条纹图案则象征了约束与规矩。这一切都与反对封建宗教,崇尚自然和理性的社会大环境休戚相关。以至于,如今条纹成了男性着装最常见的图形,尤其是在正装中,条纹图案依旧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在着装上所强调的严谨、严肃的特质。而Paul Smith所独步天下的彩条设计,实则也是应和了他“为经典来点变奏”的设计思路,在经典的条纹图形里,嵌入了丰富的色彩,而早已剥离了原初的历史意义。

 

   

    无论是条纹图案,还是格纹图案,早已在历史的演变与大众的实践中,丧失了其“所指”。更多的后现代时装设计师则擅长把玩符号“所指”与“能指”的双重意义。McQueen在格纹图案上所干的一切便是典型的例子,他穿越幽暗的英国历史,用更为现代的手法同时体现格纹图案的“英国性”与更为单纯的审美功能。这是贯穿他设计理念的重要核心,而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图像上。被他强化应用的骷髅图案是另一个现代化的明证。七八年前,日本时尚杂志在票选时,骷髅图案还荣膺“女性最不能容忍的男性配饰图案”,可到了今时今日,连女性自己也在炫耀性地消费着McQueen的骷髅图形丝巾,或是手抓包。从充满恐怖气息的图像,一跃成为当代“酷”的象征,其映射的是当代时装设计,或曰工业生产,对图像意义迅速而又有效的改写作用。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属Givenchy的Ricardo Tisci,他最常应用的五角星图形,并非源自“革命与胜利”的象征。在古希腊与巴比伦,五角星是魔法的符号,基督教后来用之代表异教徒与撒旦主义者,连远东日本的阴阳师安倍晴明也以五角星为桔梗印。作为坚定的哥特分子,Ricardo Tisci所赋予了五角星图案更接近“巫”的意义,却在当下的时装语境里,彰显了反叛的因素。这也能理解他在2010秋冬季男装中,黄金荆冠项链、“基督是主”slogon Tee;以及2013春夏男装中,“圣母”的形象。这一系列宗教数码印花元素的应用,暗合了Tisci通过对符号“所指”与“能指”的双重激发,重新改写其意义的野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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